【中國木地板網】目前中國成功的大部分企業都不是戰略性的成功，而是機會性的成功!總裁的時間在哪里，意味著企業的戰略在哪里!一家企業的高度永遠超不過老總和高管團隊的高度!——題記

　　就個人而言，我本人是非常敬佩李嘉誠先生的;在華人企業家中，能夠普遍得到國際認可與贊譽的，李嘉誠應當能夠排在前幾名。對這樣一位舉世矚目的領袖級人物，說他不是榜樣，那還有誰是榜樣?

　　如果我這樣說，“比爾蓋茨不是榜樣，美國才是”，可能就比較容易理解了。為什么我希望中國企業家把目光從李嘉誠、從比爾·蓋茨這樣的英雄身上，轉移到英雄背后的成功基因上來?原因在于我們目前正處在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環境中，而高速增長通常會有一個代價，那就是變得太快，快得我們搞不清自己是誰;由于不知道自己是誰，于是我們就想從那些英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或答案。

　　可是真的找得到答案嗎?

　　不懂香港競爭力體制的強大，就不會真正懂李嘉誠

　　舉個例子吧。在一個論壇上，我曾經對著蒙牛總裁牛根生，當面質疑蒙牛的奇跡：我覺得在草場資源受地方政府控制的情況下，在一個相對偏僻的地域，蒙牛三五年就做到一百億，作為一個管理專家，我提醒他，對這樣的奇跡還是警惕些好。

　　主辦方馬上就不干了，立即反問：在同樣的情況下，有那么多人也在從事這個行業，但為什么不是馬根生、張根生，而是牛根生成功?讓你姜汝祥去做做，你能超過牛根生?

　　的確，拿我與牛根生比，我是比不了，因為這本身就沒有可比性，農學院的教授不一定能夠會種田，但這并不妨礙教授發表種田的道理。所以這并沒有可討論的價值，值得討論的倒是另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么是牛根生成功了，而別人不行?

　　在功成名就這樣一個結果面前，我本人對蒙牛與牛根生是足夠尊敬與佩服的。商業是一個講究結果的地方，“成者王侯敗者寇”，理所當然。但完全以成敗論英雄，不就成了強盜邏輯?否則，你如何在十年前長虹倪端鋒、三九趙新先興盛時，或者現在在國美、蒙牛這樣的奇跡前，保持那怕一點點的理性與清醒?

　　所以，我們看蒙牛、國美這類公司成功的時候，要超越硬件的強大，去看一點軟件層面的東西。我是學社會學出身的，社會學有一句話：當人與文化對抗的時候，最后勝利的永遠是文化。在中國所謂沿海地區與偏僻內地的差別，在我看來大多不是物質層面的差別，而是思維文化層面的差別，否則你如何理解廣州、江浙地區普遍存在的整個村鎮性的“暴發”?

　　從軟件角度出發，我們才會超越財富獲得一絲清醒：蒙牛的成功可能更多的是資源硬件與營銷的成功，但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成功。因為在蒙牛的成功中，我們并沒有發現蒙牛如何超越政府的支持、超越機器設備上的現代化、超越在營銷上利用消費者的幼稚，在企業文化與團隊打造上(這是真正的軟件)獲得真正的進步。我本人從小在貴州長大，后來在摩托羅拉那樣的世界級公司工作過，我深知企業文化的進步與團隊打造，如果沒有大環境的支撐，絕對不是靠某個人能夠完成的。

　　所謂軟件的意思，就是說打造“百年基業”這個游戲，絕對不是賺取百億金錢(這是硬件)那么簡單。你可以很有錢，但你要想真正成為百年老店，那就與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有關——你有沒有打造出一個讓我們、乃至我們兒子孫子都愿意與你的企業一起成長的機制?所以，致力于改造腳下土地，讓中國企業的強大不再是某個人“悟道成仙”的奇跡，而是可復制的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集體性成功，才是真正的道路吧?

　　講了這么多之后，再回答李嘉誠是不是榜樣就簡單了。人是靠不住的，機制與文化才是支撐。李嘉誠無疑是天大的榜樣。但對大陸企業家來說，研究他成功背后的基因或軟件可能價值更大!而在這一點上，香港就可能比李嘉誠更重要，在香港這個大背景下，李嘉誠只不過是香港企業體制下的奇跡，就象比爾·蓋茨是美國新經濟體系下的奇跡一樣。

　　癡迷于李嘉誠個人謀略，是現代版的“買珠還櫝”

　　所以，當李嘉誠自己投資的長江商學院，組織了中國最著名的一批企業家，比如其中有阿里巴巴的馬云與蒙牛的牛根生，還有一批壟斷行業的巨頭，到香港集體向李嘉誠取經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出現代版“買珠還櫝”的喜劇：他們都在李嘉誠的個人魅力前感嘆自己的渺小，都在渴望從李嘉誠那里悟到“九陽真經”，卻很少有人認真看一下自己腳下的土地——是李嘉誠造就了香港，還是香港造就了李嘉誠、造就了包玉剛、造就了匯豐等等!

　　當這種喜劇上演的時候，也許我們不得不承認一個現實，那就是中國企業家的整體素質，可能大大落后于中國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甚至落后于中國政府進步的水平!

　　不信我們看看現實吧。與二十年前比起來，中國政府通過改革開放，使大陸與香港的差距大大縮短，民生與民權都獲得了巨大的進步。然而中國的企業家們又如何呢?在銷售額上確實是進步很大，但在保障員工權利，促進員工合約意識與獨立意識等方面，我們做了多少?

　　有時候，企業的繁榮與農民意識并不天然矛盾，計算機系統與曾國藩、李鴻章的權謀思想照樣可以共存。有專家做過研究，制造業的繁榮對個人權利與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較低，金融地產等服務業的繁榮對個人權利與制度保障的要求比較高。意思就是說，農民意識與權謀管理一樣可以把制造性企業管好，但在金融地產等服務上就會無用武之地!

　　中國企業家中，優秀的大多出在制造業，而在金融地產等行業，稱得上企業家的也就是少得可憐的那么幾個。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是產業轉移的原因呀，我們的企業家怎么可能跳越制造業直接進入第三產業?但對比一下我們的鄰居印度吧，他們的制造業并不發達，但第三產業卻走在了中國的前面，這恐怕不是偶然。

　　我看過李嘉誠先生自己的一個講話，意思是他的管理思想是中西合璧。中國部分的是靈活、誠信與寬容，而西方部分的則是制度(system)、尊重(Respect)、 檢查與平衡(check&balance)。這似乎為中國企業家找出了一條“中庸之道”，但只要稍微研究一下香港，就會發現香港若干年來就是全球最有競爭力的地區。比如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公布的“全球競爭力年度報告”中，2005年、2006年連續兩年都是美國是第一，香港是第二，第三則是新加坡，而中國內地則從31上升到19位。

　　當香港的競爭力可以與美國相提并論的時候，在這種環境中經營企業的李嘉誠，他的所謂中西合璧真正的含義是什么?大家都是做企業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已”，想想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是如何生活與工作的吧!這樣你就明白了，為什么癡迷于李嘉誠個人謀略，是現代版的“買珠還櫝”?事實上，2002年5月17日李嘉誠在汕頭大學演講的時候，就明確聲明，他的公司組織是：“原則是西方管理模式，加入中國文化哲學。”

　　如果把香港當成一家公司，李嘉誠就只是個明星員工!

　　記得幾年前，有一位在美國耶魯大學做教授的中國人，寫了篇文章《中國人為何勤勞卻不富有?》，這篇文章提醒我們，中國人是全世界最勤勞的民族之一，但我們在近代的貧窮并不是因為我們不勤勞，相反，可能因為我們太勤勞了，那些勤勞之極的人就會“稱王稱圣”，用情感與倫理代替規范，形成人與人較勁的文化，結果勤勞就對沖了制度建立。用這位教授的話說就是：

　　“如果沒有可靠的產權與合約權益保護制度，人們就無法預期從事市場交易、從事投資的結果，也不知道從交易、投資中獲得的利益能否屬于自己，交易成本也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卻步。于是市場發展會停滯不前，經濟增長無法持續。”

　　香港奇跡，本身就是一個制度與文化變革的結果。在全世界投資環境評價中，香港一直是排在最前面的，這就等于是說，香港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

　　也許有人會說：制度那是政府的事呀?不錯，政府當然要承擔責任，但政府又是聽誰的呢?有什么樣的人民，就有什么樣的政府吧?!當我們的政府在大步往前的時候，我覺得企業家要從依賴或抱怨政府，轉移到自救上了。也就是說，別的你管不了，但在你企業那一畝三分地，你大可與員工一起，建立起基于利益的個人權利與責任約束機制來。而要做到這些，首先需要你做“第一推動”——你有沒有膽量做一個公開透明的制度監督體系，它不僅約束別人，也約束你自己?

　　我想，這樣一類制度一定可以大大減少企業運營的交易費用。事實上，國家或者地區的繁榮，與企業繁榮的道理是一樣的，如果沒有穩固的員工個人權利與責任，員工就無法對自己進行投資，也無法與企業建立起真正的合作，于是企業發展就會停滯不前，企業增長也無法持續。

　　所以，我們大可以把香港當成一家公司來學習，在這個時候，李嘉誠就是香港這樣一個優秀公司中的明星員工了。盡管一個員工的優秀與他自己有絕對的關系，但世界一流的明星員工，只能出自世界一流的公司!香港無疑就是這樣一個在世界競爭力排名中，首屈一指的“優秀公司”，而李嘉誠無疑是實踐“公司經營理念”最最徹底的一個，無疑是執行“公司戰略”最最堅決的一個!我想，只有李嘉誠這樣行動，才會有李嘉誠奇跡的出現!

　　舉個最近的例子吧，近來香港有商家欺騙旅游者，香港是如何反映的呢?今年4月17日香港旅游業協會宣布：“對消費者的新保護措施主要包括，將無條件退款期從目前的14天延長到6個月，取消退貨時貨物包裝須未經打開的限制。” 其他措施還包括，禁止問題店鋪在1年內更改店鋪名稱;公布非誠信店鋪和旅行社名稱;將目前僅對旅行社開放的店鋪對公眾開放，以便接受大眾監督。

　　據我個人接觸到的資訊，這可能是目前全世界旅游業對商家最嚴厲的約束了吧?如果真的做到這種約束，那么未來香港出現李嘉誠這樣的旅游富豪你會吃驚嗎?

　　這種時候，你真正的榜樣是李嘉誠還是香港?

　　也許兩個都是? 看看自己站的位置，自己選擇吧。(文/錫恩咨詢集團創始人、著名戰略專家姜汝祥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