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木地板網】隨著中國商業高速增長的時代已經或正在成為歷史，商業進入發展的新常態，并且有“互聯網時代”這樣一個時代背景的襯托，似乎互聯網在顛覆一切。但是“變中有不變，商業的基本邏輯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那就是創造消費需求。”匯博行商業地產服務機構的董事長潘好龍說，“就好像語言是溝通的工具，互聯網其實也是商業發展的工具，人們的挑戰在于如何適應并使用這個工具。互聯網可以顛覆買賣方式，可以重構渠道，但不能顛覆生活方式。”

　　商業發展進入新常態

　　因為工作的主要內容是為商業地產提供咨詢服務，潘好龍也就從未停止過用自己的雙腳丈量全世界優秀的商業街。“以互聯網時代為背景的我國商業，正面臨著第二場革命。”潘好龍說，“與第一場革命處于我國從工業社會走向商業社會的時代背景不同，這次商業革命所處的背景是互聯網時代。短短數年，阿里巴巴、京東商場等電商強勢崛起，超越或接近占據上千家門店的傳統零售大佬;黃太吉、雕爺牛腩等新銳餐飲品牌僅憑幾家店就可以屌絲逆襲，市值超過勤勤懇懇在行業內耕耘幾十年甚至是百年的老店。”

　　互聯網的確賦能了這些企業與這些商業模式，帶來的思考是“企業如何在消費升級的時代用自己的價值觀創新引導消費者結構升級。”潘好龍說，“今天也仍然是一個渠道為王的時代，只不過需要從單一渠道到多渠道轉變，實現從線上到線下多渠道融合。”

　　潘好龍認為，今天必須要面對的現實是：中國商業高速增長的時代正在成為歷史，商業進入發展的新常態。

　　一是增長速度的新常態。這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增長本身換擋使然，也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歷經長達十多年高速增長換擋結果。

　　二是結構調整的新常態，包括消費結構升級的常態，也包括商業業態結構失衡到優化再到平衡的常態。

　　三是商業競爭的新常態，既有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有序競爭常態，也有消化前期跑馬圈地、過度擴展帶來的粗放式增長模式轉變下的新常態。

　　四是渠道變革的新常態，即從最早的單一渠道，到之后的多渠道零售，再到跨渠道營銷的新常態。

　　于是，我們看到的現象可能是一些商場的“人丁零落”，一些百貨、商超的關張。“線下”的商業世界真的要被顛覆?“互聯網可以顛覆買賣方式，但不能顛覆生活方式。”潘好龍說，“我走過和看過世界上很多有名的商業街，只要有特色，一定有生命力。你可能看到太平洋百貨和華堂的關張，但你去南鑼鼓巷商業街看看，依舊人頭攢動;通常的購物方式可能過于貧乏，但能讓你在澳門威尼斯人酒店坐著小船逛大街的大運河購物中心，一定可以帶來新鮮感。再看向全世界，大阪的道掘頓、心齋橋商業街歷經400年依舊人聲鼎沸;伊斯坦布爾大巴扎經歷555年，依舊有著熙來攘往的人群;新加坡和迪拜盡管國土面積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它們分別有著全球最好的商業街和全世界最大的購物中心……”

　　這一切都在詮釋一個理念——體驗式商業多年來一直是新常態。“其實不僅這點，我認為，商業定位成功、商業成本管控、創造需求、詮釋生活等都是商業一直以來的‘新常態’。對商業地產尤其是商業街開發者來說，就是要思考上述幾點的結合，再輔以互聯網工具。”

　　這些感受和發現都是潘好龍多年用腳丈量了世界著名商業街后的體悟。“雖然被女兒笑為‘how much’走遍天下，但走的看的多了，也真的越發對語言交流有渴望了。”潘好龍坦承，“語言是人們溝通的工具，當你認識一個全新的國家，觀察是一種方式，但要體會更多的人文和歷史，需要能同當地人交流，這是僅僅憑借‘看’解決不了的。另外，因為日常工作會跟一些知名建筑設計院、設計師交流，開三方會議，翻譯能解決的遠遠不及自己去理解的。”

　　在日本神戶的堪比北京王府井大街的商業街上，居然有農民的集市，雖然能從相通的中文和日文的書寫上了解相關信息，但當去了解對擺攤的農民是否收費這個小問題上，潘好龍和市場的管理人員遇到了挑戰，潘好龍不會日語，市場管理人員不會英文。“幸虧有個路過的小姑娘，懂一點簡單的英文，后了解到在每年的8月份秋收季節，政府容許這條街讓農民擺攤，出售最新鮮的蔬菜瓜果為期40天，且免費。” 潘好龍說，“當行走的地方越多，你越想深入了解商業的歷史、民族或民俗的文化的時候，語言就成為了一個瓶頸。”

　　于是，潘好龍在朋友的介紹下選擇了華爾街英語，交流是我學習英語的首要目的，所以在系統的學習之外，我也是英語角的常客。在那里，我可以和很多不同行業，不同性格的人用英文去交流，了解他們的想法，從而開闊自己的思路。這也恰恰成為了我在世界各地與當地人交流的模擬練習，也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華爾街英語來自加拿大的Marshall老師，我也經常和他聊起加拿大也是全球最著名的購物中心——曾經是世界第一大的西埃德蒙頓購物中心。后來因為60萬平米的迪拜Mall建成之后，它就變成了第二大。” 這樣的第一手資料著實非常寶貴。”

　　互聯網顛覆不了商業的基本邏輯

　　也一如潘好龍一直的觀點，語言和互聯網都是重要的工具。學好語言這個工具，潘好龍希望能夠走到世界上更多的商業街，通過與當地人直接的交流溝通深入體會商業街的魅力、探索它將給中國城市發展帶來的新思路。

　　“商業的基本邏輯在任何時代都不會改變，那就是創造消費需求。也因此，在解決了溫飽之后，休閑娛樂餐飲消費逐漸成為商業街和購物中心的主流，無論是北京的‘南鑼鼓巷’，還是上海的‘新天地’或者是成都的‘寬窄巷子’，都是在消費需求變化的時代，發現需求、引領需求、創造需求的產物。”

　　商業街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這座城市的繁榮和成功，它是城市不可或缺的東西。商業是城市勝利的杰作 ，城市又因商業而興旺。

　　在潘好龍看來，商業活動不是簡單的買與賣，它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是人類活動歷史沉淀的延續。比如我們只有在巴黎的商業街上會看到最多的咖啡館。比如我們看了大阪400年歷史的道掘頓、心齋橋商業街;伊斯坦布爾大巴扎經歷500多年依舊暢銷的香料、瓷器、地毯。也是人們生活的一種樂趣和交流互動的平臺。“它是城市里除了家庭和辦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間。” 一如前萬科集團高級副總裁毛大慶所言，“商業街不僅是以建筑的形式出現，還會基于為社會公眾服務的功能而承載很多其他方面的價值，能被很好地傳承下去。”

　　因此，它應該是跟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的。潘好龍去的神戶那條為農民設置40天專場的商業街就給了他很大的觸動，“這個集市不收費，農民們銷售的也都是農田里的健康作物，它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反思我們的商業街，有時候會人為地把商業街和百姓的生活割裂開，單純的認為，人為的擺上很多奢侈品品牌就讓這條街就顯得高大上了。并非是說不可以有奢侈品品牌，而是相關開發商要去思考市場能容納多少這樣的品牌……有很多是值得思考的。”

　　因為終究，商業是一種生活方式，商業地產的管理者思考的就是如何傳遞出真的文化和生活的需求。潘好龍在其《商業街漫步》一書中，這樣為自序做結，“在德國的呂德斯海姆小鎮，畫眉鳥巷傳遞著一種傳統的生活方式;在意大利的米蘭，埃馬努二世長廊演繹著最前沿的時尚生活方式;在成都的寬窄巷子，既有成都人的慢生活，也有成都人的新生活。”